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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观者效应:我该不该帮助他/她?

    旁观者效应:我该不该帮助他/她? 你有听说过吗? 1964年3月13日,当时年仅28岁的吉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被凶手——温斯顿·莫斯利(Winston Moseley)在纽约昆士镇以数刀刺死,整个过程为大约半个小时。根据当时报导,目睹事发经过的一共有38位目击者。吉蒂第一次被袭击时,是在她所住的公寓前,她拼命呼喊想引起其他住户的注意;而住在楼上的其中一位邻居听到声响,便朝楼下大喊:“放开那个女孩!”,这个举动暂停了凶手的动作。十分钟后,凶手再次返回,拔刀刺向手无寸铁的吉蒂。在这期间,她反复呼喊:“我快死了!”这次,有很多住户打开他们的窗口,也亮起了灯,凶手才跳上车逃离,没有继续行凶。第三次,离开了的凶手返回给了吉蒂最后致命几刀,她终究没能敌过死神,在送医途中伤重不治。在后来的访问中,当被问到为什么没在第一时间通知警方,多数人的回答是:“我不想要卷入这起案件中”。而警察事后也说,如果他们其中一人能在吉蒂第一次被袭击时就报警,或许她能保住一命。 关于旁观者效应 如果你被告知要保持环境卫生——捡起地上肉眼看得见的垃圾,但身边大多数人都无动于衷,你会按照指示去做吗?抑或是,你会在看戏剧里的好人被欺负时,恨不得自己可以把坏人绳之於法,可在真实世界中却变得胆怯?大多数人的心中都有某种程度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在看到不公平待遇或危机时,这些感觉油然而生,促使我们出手相救、去做正确的事。可往往,敢于挺身而出的例子并不多,为什么呢? ”       帮,还是不帮? 因为开头时的那起案件,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一词诞生了。为了研究这个效应,社会心理学家——拉塔尼(John Darley)和罗丁(Bibb Latane)受到案件启发而展开了著名的“烟雾室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当受试者独自一人在房间时,75%的人会离开房间向研究者报告烟雾情况;当三个受试者一起时,38%的人会在发现烟雾的6分钟内就向研究者说明情况;但当受试者和两个假扮成无视烟雾情况的研究人员在一起时,90%的人都选择了不理会。所以,“旁观者效应”一词解释了(i)当周围的人越多,我们就会假定其他人会去帮忙的,所以不必主动伸出援手(也被称为责任分散效应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ii)从观察他人行为去找线索、判断自己该做什么,若每个人都对发生的事情表现得淡定/不加理会,就很可能导致最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人众无知现象pluralistic ignorance),或(iii)因害怕自己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而出现尴尬/别人认为自己想出风头的情况,便选择跟随大众的做法(社会抑制作用Audience inhibition effect)。但,有趣的是,如果受害者被旁观者认为是和自己同一类群的(例:种族、性别、信仰),那旁观者越多,伸出援手的几率越高。假设受害者是和你有亲密关系/熟悉的人,你肯定会奋不顾身地去帮忙吧? 另外,早期研究指出,目睹危急事件的旁观者通常会在脑海里演算5个步骤,才决定要不要帮忙受害者。第一步:察觉异样;第二步,通过观察别人去确定紧急事件的真伪;第三步:想想自己有没有义务去帮忙;第四步:想想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帮忙; 第五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帮,还是不帮? 新发展 虽然关于“吉蒂案件”的报道在多年后被研究人员质疑其中几个细节,例如:当时报导的38位目击者其实只有大约12位、受害者被杀害的地点、事发经过的完整性、多少通报警电话,但无可否认,这也为社会心理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现象。只是,当时因这起案件而提出的旁观者效应被近期研究推翻之前的论点——研究发现在荷兰、南非,和英国发生的200个意外事件中,旁观者会伸出援手的案件占了其中的90%,而且旁观者人数越多,我们越有可能站出来帮忙。这似乎说明人们其实没那么自私和懦弱,但基于文化差异 (cultural differences) 和个体差异 (individual differences),我们同时也要把这些因素纳入研究考量(例:每个国家会拿到相同的数据吗?一个人的性格会不会影响他/她的助人行为?)。 2016年的研究显示,如果遇到求助,在场的旁观者数量不是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帮忙行为的主因,因为一个人在决定要不要帮忙的时候会先考虑他人采取行动的机率,也就是说,如果“我”觉得其他人很有可能去帮忙,那么“我”去帮忙的几率会变低;反之,如果“我”觉得其他人不大可能去帮忙,那么“我”去帮忙的几率就会变大。这也为之前提到过的5个步骤增加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对他人的预期会影响我们的助人行为。 生活中的旁观者效应 ” 如果每个人都选择默不作声,那不是会继续助长那些错误的观念与行为吗? 如果仔细观察,大至世界议题,小至家庭纷争,旁观者效应似乎早已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只要我们不是唯一需要负责任的那个人,我们不会主动插手某个事件;只要我们看到有人挺身而出,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去响应。 比如,近期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网红诈骗事件”和“强奸玩笑事件”,也出现了旁观者效应。不晓得是因为网络世界的普及化,还是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强烈主观意识,在这两起事件中,留言、转发、讨论、应援随处可见,这已不只是当事人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都参与其中的事情了。 “网红诈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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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对心理咨询的误解

    大众对心理咨询的误解 为什么人们对心理咨商有所抗拒? 心理咨商只是给有严重障碍与“神经病”的人。 “只有那些被强制入精神病院的人才会寻求辅导!” “去寻求心理辅导只会把事情搞得更严重。” 我的亲人朋友都可以成为我的精神依靠,那何必去特地寻求心理辅导呢? “如果心理辅导师只是坐着听我诉说心事聊聊天,那么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关心和帮助我!” 何必特地去寻求心理咨商增添多余的日常行程,我的工作不允许我有那种余裕去浪费时间。 “与其去咨询心理辅导,我宁愿呆在家里休息。” 心理问题自然就会自己解开的,不是一种需要特地花钱来看医生或辅导员的问题。 “那么多钱,可以把它们花在自己想买的东西上啊。那样也是一种让自己开心的方法!” 我因为这些个人问题在外遭受不少歧视和嘲讽,这些更增加我对心理咨商的顾虑。 “身边的人都认为我不正常,这不难保证辅导员不会以同样的心态看待我的问题。” 人们对心理咨商的迷思与错误观念 a. 只有经历过创伤,拥有严重情绪调节和自理能力障碍,或是被诊断有心理疾病的人才需要心理辅导。 正确观念:辅导是给每个人的一个专属疗愈过程,并不是只用来治疗和解除病症的工具。在人生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与疑虑都可以在辅导员的带领和陪伴下进行复原和重拾自我。 b. 咨询心理辅导中和辅导师谈到的内容很可能会对外泄露。 正确观念:心理服务业的工作都会遵循保密协议,在内咨询的所有细节都只会用在治疗作业上,没有对方的允许不会对外泄露。 c. 向辅导师诉说的心事与难处都有可能成为被辅导室利用和剥削的把柄。 正确观念:在任何情况下对一个陌生人叙述自身受伤的经历和弱点难免会令人有所畏惧和抗拒。然而在辅导过程中,辅导师会以同理心去聆听对方的诉说,而不以个人偏见为由进行批判或掌控对方的思想,并通过找寻自我的方式来帮助对方克服对此和其他问题的心理障碍。 d. 咨询心理辅导会成为对未来升学与工作计划有所损伤与妨碍的记录。 正确观念:对此,保密协议也能有效的保护对方的权益。在没有对方的同意下,辅导员并没有任何的权力对外界泄露咨商记录。 e. 咨询心理辅导能够直接了当地告诉我问题的来源和解决方案。 正确观念:在心理咨商的过程中,辅导员不会强迫对方做决定,而是在一旁给予协助并纠正错误的习惯师对方能有效的参与复原过程。心理咨商的方针主要是给与能力与鼓励个人效能让对方能够更有自信的去面对和接受自我疗愈。 f. 只有女性才能咨询心理辅导,男性本当掩盖自己脆弱的一面,即使面对问题也应该坚强面对。 正确观念: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相同的机率遇到人生难题或忧虑,这也同样说明通过接受心理咨商来克服并康复这一个方式并不分男女,而是让所有人能得到平等的机会才是至上的方法。 正在接受或曾经接受过心理咨商的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参与呢? 想要以提升自己的能力促使未来有更多机会去发挥自己的潜能,通过重新发掘并消化被压制的负面情绪或回忆而进行疗愈和重拾自我。 想要在辅导员专业知识的帮助下学习如何做正确和有效率的决定。辅导员能够在保障对方的最佳效益和安全的情况下指出正确的方向并纠正错误的观念,协助对方学习做正确的判断。 想尝试了解自己并在辅导员的协助和带领之下进入内心深处,重新认识自己的感情,态度以及行为表现。